卡汉：我可以六回合内击倒布洛克

事实上，一季度收支情况已经显现出收支矛盾

而那些较慢进行的各种相配套的改革只会使得原来的风险进一步积累，例如影子银行（包括同业和中国式信托）的治理，地方融资平台的治理，这显然都是慢改革，总量货币政策的简单紧缩式调整或者市场化决定都无法完成这些结构主导的精细化、差异化管理要求，从而使得劣币驱逐良币、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制度套利，这些难题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当前各种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进入了伤停补时阶段，近期很多指标（包括消费、投资、货币供给）都出现了近十年以来的最低值（还不用说令人疑惑的平减指数问题），但这仅仅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在中国经济自身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三重断裂带--分别是增长断层、改革断层和全球化断层。

加上适当的网络监督，这些应该就是所谓"制度的笼子"的最坚固部分。同时而且还要在避免金融风险形成集聚，守劳底线的同时，还要尽快在各个重要改革领域形成重大标志性的突破，并相互呼应。其中，特别是一直被外界所诟病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实际上化解过高债务杠杆问题的措施里面就涉及很多的慢改革，例如预算透明化以后的市政债的发行改革，地方和中央的事权和财权的重新匹配，国有资产的变现以及混合所有制的实现，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究竟如何推进，如何形成足够量级的离岸人民币资产池等。特别是在今年这样一个外围流动性可能发生急剧变化的环境下，不能排除会看到一些系统性风险的集中爆发，这包括二三线房地产价格泡沫的自我实现式地破灭，地方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以及金融体系包括主流银行系统的坏账损失，如果这叠加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就会引发一场完美风暴。同时要注意，很多改革不能简单沦落为因为西方怎么样，所以中国应该怎么样的简单山寨式模仿，因为一种政策总在一个整体环境下有效，特别是经济学家老是喜欢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做一个推断，而不幸的是其他变量一直是在剧烈变化中的。

在完成动力的切换之前，可能市场看到的就是经济的不断下滑以及风险因素逐渐释放的不稳定过程。同时也可以观察到，"觉醒了"的发达经济体正在通过新一代贸易规则例如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是来构建自我循环的经济体系，力图把新兴经济体再次驱赶到全球化食物链的底端或者权力分享的蛮荒地带。葛红林认为，凡是能够进城并能站稳脚跟的农业转移人口，实际上通过工作贡献了劳动力剩余价值、缴纳社保和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城市财富的创造者。

以前省里是不管地市和县的融资的，但现在都要审批。周其仁提示现场与会的多位城市市长，不是说城市够级别，就会有吸引力，要看投资回报，如今很多地方已经在开始担心金融危机、债务违约，已经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变成中心城市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对此有明文表述：要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类，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葛红林介绍，成都经过四年实践，并未出现一些人担心的农民蜂拥进入中心城区的现象，这是因为现在成都农民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没有太大的公共服务差距，长期附着在城乡户籍差异上的权利不平等已经有效破除。

蔡昉说，2010年之后，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今年也面临招工难题，2015年之后劳动力会一直减下去，这意味着中国正在丧失人口红利，相应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兼中国新城镇开发有限公司副主席左坤在出席这次论坛时表示，过去十几年中国城镇化进程，基本上是以政府主导推动，但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地方政府严重的债务负担。

资本替代劳动、智力替代体力的趋势，不是凭空出来的，而是取决于资本、劳动力这几种要素谁更丰富、谁更加稀缺、谁更能创造价值。比如，北京2400万人口中有800万外来人口，如果这800万人口跟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一样，将意味着户籍人口在高考等方面的福利大幅度降低，这可能使得北京排斥外来人口。财权与事权的重新划分涉及许多方面，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如果跟一个特定的改革，比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结合起来，搞清楚哪些成本可以由中央政府承担，是转移支付的办法，还是事权上收。葛红林透露，成都坚持将产权明晰作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首要工作，特别是在2010年建立了户口在居住地登记、随居民流动自由迁徙的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农民进城不以牺牲宅基地、承包地等财产权为代价，可以带产权进城，改变了土地换社保、土地换户口等传统做法，保障了城乡居民在户籍所在地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过去，大家相信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搞好基础设施，只要把公共服务做好，就会有人来。这则报道曾在中国互联网上广为传播。这样就给中国一个阶梯式发展，对沿海地区来说，劳动密集型向价值链更高的产业转移，对中西部地区来说，非农产业发展不足到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也是产业升级。只要生产要素市场没有扭曲，资本、技术、劳动力不同要素的价格都由市场来决定，只有劳动力需求不足的时候，才会出现资本进行替代，而不会是在劳动力还比较丰富和富余的时候，资本硬要进来替代劳动力。

这用官方的话说，就是要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进行分担。同时，加快建立规范透明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不断创新融资工具，通过多种渠道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

黄守宏说，按照一个亿测算，到2020年在城镇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将占进城农民的1/3左右。但是，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民要求提高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征地成本越来越高，土地出让收益越来越少，加上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土地收益格局将难以长期维持。

城市发展政府很重要，但是政府要尊重市场，天下没有城市是按规划完成的。总体上讲，他们的转移成本通过劳动其实已经解决。然而，钱从哪里来？ 4月19日，在上海举行的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围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问题，与会嘉宾争辩激烈。葛红林说，进城农民工是财富创造者，不应被视为成本和包袱，沿海城市应将农业转移人口视为新型城镇化的二次红利。李铁说，政府之所以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是因为政府有自己的利益，即一方面通过土地获得开发性支出，另一方面是借此保证城镇户籍居民利益。听完蔡昉的发言后，出席论坛的成都市市长葛红林表示了不同意见。

比如，已经讲了这么多年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义务教育就可以收上来作为中央事权，这样就可以把两个改革同时推进，并且也让改革有了直接抓手。比如说东亚，国家和国家之间就有产业转移的过程，日本的劳动力成本高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外移到了亚洲四小龙。

蔡昉建议，当前讲到的成本分担主要是企业、居民、政府之间分担，更重要的应是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分担。  钱从哪里来 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论坛由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联合主办，今年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这便也是探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的两个方向。

4月19日，在出席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时，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表示，三个一亿人的提出，成为当前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最生动和明晰的目标，也终结了全国人口城镇化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和看法。  农民进城的成本有多大 如果实现一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10万元，那么，想在2020年实现一亿人次的转移目标，需要的资金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即使在存量的部分没有动作起来，那么在增量的部分就可以先改起来。黄守宏说，过去讨论城镇化多是泛泛而谈，围绕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有多少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社会上始终有不同的方案、意见、观点。不过，随着国家推动新型城镇化战略，到2020年将有1亿左右农业人口实现市民化，期间蕴涵的能量和机遇同样惹人瞩目。土地财政一直是舆论抨击最多的话题。

不过，支付成本的同时也意味着收益 中国正在丧失它的人口红利，这成为当前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担忧。中国如此之大，东中西的差距不亚于东亚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除开那些污染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沿海没有竞争力了，就会转移到中部、西部去。

蔡昉说：根据测算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如果全世界劳动力障碍可以打破，产生的收益将是全世界GDP的122%。左坤透露，为防控地方债风险，一些地方已经加大对地方投融资的管控力度。

《瞭望东方周刊》：随着工业化、信息化推进，城市对劳动力的一部分需求可能被资本、技术等要素取代了，那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市场在哪里？ 蔡昉：你要看到，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现实约束，仍然是劳动力供给不足，而不是劳动力富余。  一个亿是怎么来的 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公开提出，今后一段时期，要促进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市化。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出席当天首场开放性对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时表示，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农业人口市民化将有效缓解人口红利的消失，并推动经济增长。周其仁说，这个定理现在看来要重新检验，早期在极度缺少基础设施的时候，哪里建，哪里就会人满，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面临新一轮经济通缩，时任总理朱镕基在任时通过刺激铁路、港口、码头、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济振兴之后，情况已经开始变化了。这便是当前社会广为关注的三个一亿人目标。今天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好，谁都知道农民工工资长得比谁都快，这让一些人就觉得我干嘛要上学？但要知道，这说明市场是失灵的，释放出错误的信号。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要充分看到除市场之外，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当然，历史上也出现过工人联合起来砸机器的情况，认为新技术是万恶之源，但背后的原因依然是劳动力价格上涨，推动了新技术来替代劳动力。

亚洲四小龙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就转移到了中国。比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新增的这部分户籍人口的事权就可以先重新划分。

这使得地方政府在推动城镇化时有心无力。现在不同的学历、能力的人找工作，也会出现一些低端的岗位被技术替代，让一些人找不到工作，所以从长期发展的角度考虑，政府就应该遏制住比如小孩不愿意上学这种情况。